近来研思历史，发现相比较于欧洲的工业文明的产生，以及之前长达数百年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铺垫，当时的中国却逐渐走向闭关锁国。
并且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展开工业革命的时候，清王朝陷于衰败，最终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才有了近百年中国跌宕起伏的革命、内乱、被侵略，以及持续不断的抗争，其思想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很多人从文明内生的角度，甚至文明优劣的角度评判中国为何没有踏上如欧洲一般的启蒙运动，乃至于工业文明的道路，这种横向比较固然有比较研究从而发现内因的学术价值，但是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事件的前因，也就是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因缘。
对此我们可以稍微拉开历史的视野来看一下，当 欧洲结束中世纪的黑暗，开始逐渐走入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后面的启蒙运动，并直接激发了英国的 光荣革命，进而为 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制度基础，以及其后出现的 圈地运动造成的种种自耕农的被迫进入城市，从而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等等，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
从明清两代王朝去探寻历史因果
要看待这一历史因果，我们需要将眼光聚焦在明清两个王朝，特别是明清两代王朝的创建者们，他们当时的历史选择，以及背后的因缘。
最为核心的需要明白明朝的建国史，创建于1368年的明王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的唐宋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文明程度最高的集大成者，延续四百余年的唐宋文明达到了历史的顶端。
但是，中华文明在东亚这一相对封闭的区域中，一直摇摆在两个治乱循环的极端中：一个是 统一王朝下勤勉自律的农耕文明，在相对稳定的时间内可以创造出丰盛繁荣的社会景象；
但同时北方游牧民族觊觎中原的物质财富，尤其当北方游牧民族遇到天灾而无法满足自身饮食生计需要之时，就会南下掳掠，从而造成了 千年的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紧张，这种紧张态势一直未决。
盛唐和北宋的繁荣终结于金辽，以及元朝的一统。 建国不足百年的元朝甚至将中原汉人列为劣等民族加以大肆屠戮和压迫。元朝蒙古人马上得天下，而不会马上治天下，其暴政逐渐遭到基层民众的起而反抗。
元末蔓延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各种起义，最后演化为布衣出身的农民军将领朱元璋的胜利，从而在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从朱元璋后期提出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可以看出其鲜明的汉民族立朝的主张。
在其后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时候，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与他的谋臣们重新回顾历史，痛感唐宋时代国家治理权利的旁落。
在唐朝，正是因为军权落于各地节度使，从而造成安史之乱，使得繁盛的唐王朝急转直下，陷入百年混乱之中。
而宋朝为了避免重蹈唐王朝的覆辙，其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削弱军人权力而改为文治。在宋代，相权在裁断治理大事上经常高于皇权，并逐渐形成士大夫和皇族共治天下的局面。
其带来的流弊也是文盛武弱，在两宋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历史上，多被北方少数民族欺压而无还手之力。虽有个别武人兴起，但最终依旧被崇尚文治的朝臣和皇族所制约，以灭国告终。
明王朝政治集权，错过了开眼看世界的时机
总结这些历史教训之后，明王朝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新的国家治理结构：将皇族的王子先后派到全国20多个州府封王，巩固地方王权的统治，同时将兵权收归中央统一调度指挥，形成了别有特色的“天子守国门、君臣死社稷”的宗旨。
开国皇帝朱元璋武力雄阔，但性格多猜疑，在最初尝试的皇相共治的架构中，逐渐失去了对臣相的信任，因胡惟庸案案发，遂废弃相权，改变了自秦朝开始的丞相制， 由皇帝一人独揽治国大权，并将此写进《皇明祖训》，要求后代继位者严格恪守，并明示若有再论相权者凌迟处死。
其后继者明成祖朱棣沿用并强化了这一决策和治国体制，并且开发出六部内阁的分权治理方式，议事在内阁，决策在皇帝。
明朝的这两位开国皇帝雄武有力，勤勉治国，遂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的王朝格局，其真有以也。同时，也使得 政治的集权化成为治国的基本定势。
期间北方少数民族鞑靼、瓦剌和蒙古人多次进犯，明成祖朱棣甚至亲自率军赴漠北征战，虽然后面有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但基本保持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倒性胜利局面。
同时，对于东南沿海进犯的倭寇加以排斥，不予理睬，而与朝鲜的纳贡、分封继续保持。为免除无谓的战争计，明太祖朱元璋明令不许对外征战，与民休息，遂成内敛之格局。
因为他认为中国国土广阔，民众勤勉，安守农耕一定可以完全满足国家和民众生计，而对外交往乃至战争只会耗费国力，于己也无助益。
此后的明朝帝王沿用了祖训，从而使得明王朝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闭关锁国，在这段时间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正风起云涌，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基础的商业文明，正激发着欧洲人的基于大航海的贸易意识。
而此时的中国在迎来了一个新的清王朝的时候，非但没有迎接开放的局面，反而进入了一个更加闭关锁国的时期，这又是为什么呢？
清王朝闭关锁国，与近代工业文明擦肩而过
清朝的建立源于外族的入侵，满族人携自身的强大武功，延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定则，游牧民族再一次战胜了衰败的农耕文明。
而在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系统中立足，满族人吸取了元朝统治者的教训，将自身融入汉民族文化，同时对前代统治者的治理方式的精华加以吸收和利用。
清朝实质性的开创者康熙帝就曾经对明朝的两位最雄武的奠定者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明太祖朱元璋“治隆唐宋”，更盛赞明成祖朱棣“远迈汉唐”，其意一方面在于承认前朝汉族统治者的功绩，从而收买前朝遗老的人心，同时也表明继承前朝统治者的治国精要，以帮助清人的统治。
事实上，清朝的统治方式除了在各地设立八旗子弟，效法明朝天子守社稷的皇族分封之外，还系统地延用了明朝的六部内阁的治理方式， 依旧将大权集于皇帝一身，从而强化对集中化的治理和控制。而这一切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康、雍、乾辉煌之后，在乾隆末年已显疲态。
而那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如火如荼，虽然英国已经派出了通华的使节与乾隆皇帝交往，但那时满足于自身皇族统治昏聩不堪而又闭塞自大的清朝皇帝， 已经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意愿和动能，并将这一糟糕局面遗留给了后代皇帝。
直到1840年英国因为自身的贸易失衡强行用在印度种植的鸦片敲开中国的国门，试图换取因茶叶等贸易失衡的白银储备，从而爆发了鸦片战争。
这一历史的前因后果其时间若从唐朝算起至清朝国门被船坚炮利打开，延续激荡达千年之久。中华文明历经了一个从兴盛、外族入侵、明朝汉人重新崛起，到巩固皇权以避免战乱的新的大一统格局。
但同时那边的欧洲却是从一个千年的宗教黑暗中逐渐觉醒启蒙，并进而走向商业文明，同时利用近代技术将人力用机器加以替代，从而展开了恢弘的工业革命的新时期。
一正一反，我们只有从这一历史画卷中才能看出历史的必然和前因后果。明白这一切会让我们知道今天为何中国与所谓的近代工业文明擦肩而过。
这一历史切片也让我们了解任何的历史苛责需有全面的视角，而福祸所依，今天中国的再次崛起，也正是在前一个百年黑暗的基础上重新奋发，福兮祸兮，谁又说得清呢？ | 
